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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之下 12名中國船員在海上漂流的358天

2020年06月03日 08:33   來源:中國青年報   參與互動參與互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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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疫情之下 12名中國船員在海上漂流的358天

  漂流358天

  卡薩號上白下黑,229米長,32米寬,繞甲板一周近似于走一圈400米跑道。它在散貨船里不算最大的,但也有8.2萬噸的排水量,在大洋上航行,像一座緩慢移動的微型孤島。

  它由日本人建造,注冊地在巴拿馬,船東和租家都是外國人。最近登上這艘船的,是20名中國船員。他們負責在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之間運送鐵礦石和鋁礬土。

  按照合同約定,這批船員在海上工作的時間不會超過10個月,最早一撥兒該在今年3月完成換班。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發,船員換班的需求接連被審慎的港口拒絕,一行人不得不與巨輪繼續行駛于海浪之上。

  直到5月12日,輪船終于在中國鹽城大豐港靠岸,12名逾期船員踏上陸地,結束了有生以來最長的一次航行。這時,距離他們登船已經過去了358天。

  358天

  日本造的新船在下水時有儀式,穿著和服的人敬拜河神,將其牌位供奉于船中。“咱看不懂,動也不敢動。”田端濤名字帶“水”,似乎命里就與大海有緣,他是卡薩號的二副,工作的駕駛臺是全船的制高點。

  2019年6月12日,田端濤帶著一個行李箱和背包,從北京飛到菲律賓,在馬尼拉的港口登上卡薩號。包里裝著扒雞,這是他家鄉山東德州的特產,“碰到熟悉的同事,喝個小酒,聚聚。”

  同一天,河南開封人陳昆杰與二副一起登船,他是三管輪,負責管理船上的設備。上船前一個月,31歲的陳昆杰剛剛結婚,他的“蜜月”就是這次遠洋航行。船行至比利時,他買了許多巧克力準備送給妻子,沒想到航行用了358天,巧克力都被他自己吃了。“是黑巧克力,甜之外還有點苦頭,特別像想媳婦有點甜,媳婦不在有點苦。”他想念妻子時就吃一塊,一塊接一塊,很快吃完了。

  輔助輪機員劉京銘、水手婁博宇和見習三管輪王繼有登船更早,2019年5月19日,他們從廣西欽州港踏上卡薩號,一心認為10個月后還能在此下船。與有著10年海上經歷的田端濤和陳昆杰不同,這三位屬于“半新不舊”的船員,只有一兩次出海經驗。

  358天里,船上沒有網絡信號。這對出生于2000年的婁博宇來說,是一種新時代的酷刑。他從十二三歲就接觸網絡,是用網線抻著成長起來的一代。在最終踏上岸的時刻,他“有種刑滿釋放的感覺”。

  外界的新聞每天通過衛星網絡發送至船上的一臺電腦。大約在海上航行200多天時,疫情有關的消息第一次出現。“幾個簡單的數據,看不出什么來,不像后來家里說的那么嚴重。”田端濤說。他們當時正從比利時開往非洲西部的幾內亞共和國,遙遠的瘟疫沒人放在心上。

  春節一過,局勢迅速變化,“我的媽呀,有點嚇人,感染人數每天好幾百好幾千地上漲,說這個病呼吸衰竭很快。”黑龍江雙鴨山人劉京銘說。

  陳昆杰在那時開始擔心自己的妹妹,她在武漢開米線店,靠港一有信號便聯系,得知妹妹早已回老家,他才放下心來。

  船員家里有事,總是很難第一時間幫上忙。田端濤記得以前一條船上的大副,父親去世了,家人通過衛星打來電話,船要好幾天才能靠岸,大副非常傷心,“父親最后走的時候都沒送一下,回去喪事都辦完了”。

  對疫情的恐懼,籠罩著船上的春節,漂在遙遠海域的這群中國人,每天討論著家鄉發生的災難。

  除夕,陜西來的大廚做了十來個菜,有四川菜,有肘子、有魚,“整天聊疫情,大家想喝喝酒,調節下氣氛。”田端濤說,門上已被以前的船員貼上了春聯。

  春節娛樂活動是358天里的喜悅時刻,有人打牌,還有人下象棋、擲飛鏢,船長還組織了套圈,獎品是從比利時港口根特買的小工藝品,一個球型城堡,還有巧克力、煙和可樂。

  “除了看不了春晚,別的還可以。”田端濤說,船靠岸后,船員第一時間下載了春晚,“不看好像缺點啥”。陳昆杰說,去年國慶閱兵時,他們就在海上,也是后期下載視頻看的。

  “過年的時候特別想家。”田端濤說,“今年家里年味也不是特別濃,畢竟少人。”他沒想到兩個月后他將更想念家人,“在船上待得夠夠的了。”這位經驗豐富的二副說。

  每位船員都有電腦和容量很大的移動硬盤,里面裝著幾百G的電影。上船前,婁博宇不做絲毫篩選地下載,他一天能看好幾部電影,一周刷完一部電視劇,自己下載的看完了,就互相拷貝對方的。雖然沒有精確計算過,但婁博宇說自己在358天中至少看了上百部電影、二三十部電視劇。在船上有限的活動中,看電影是最佳殺時間方式。

  “國外的月亮到底比不比國內圓”

  過完年,所有人都開始更關注那臺公共電腦。發到上面的新聞80%與疫情相關,沒有圖片,全是文字,一條一條,很長。

  船舶公司發來通知,沒有特殊原因,禁止船員下地。“我們相當于孤島,不接收外界病毒,我們也傳不出去。”陳昆杰說。正常情況下,船一靠岸,船員能到港口城市逛逛,先去超市,買當地零食,再去飯店搓一頓,改善下伙食。禁令一來,船員從春節開始便困守船上,直到最終下船,才踏上陸地。

  “國外有海員俱樂部,有Wi-Fi、電腦、臺球,可以換錢,因為疫情,這些都停止了。”劉京銘說,海外港口陸續要求船員要在船上待滿14天,一些短途航線,大部分時間都在錨地隔離。海關檢驗人員也明顯少了,在下面遠遠地數人頭,不上船。

  二副田端濤發現,陸續有港口停工,直到最近一兩個月,中國疫情緩和,貿易才再度頻繁,“內需多,都是運到中國的。”

  2月8日,中秋節,卡薩號行至南非,“今天的月亮看著像元宵,不光覺得好看還嘴饞,”陳昆杰說,當初他想見識下“國外的月亮到底是不是比國內圓”,而成為一名船員。“農村孩子,如果不借著這個行業,很少有機會到國外看看,年輕,想跑得越遠越好。”

  第一次出海,陳昆杰記得船在以色列靠岸,仿佛到了一個新世界,建筑不一樣,人的相貌體態不一樣。很快,走四方的豪情在成家之后有了羈絆,“現在感覺能照顧好家才好。”有時候,海上月光黯淡,讓他想起小時候家里微弱的煤油燈。

  卡薩號從南非開向印尼,預計在3月份抵達廣西欽州港,田端濤將航線輸入電子海圖,避開洋流、淺灘,朝著目標輕松向前。

  不像中國沿海的繁忙水道,大洋上常常好幾天看不到一只船,“很無聊”。船員遠遠看到海上有小島,就會一直盯著。陳昆杰幻想著島上有沒有人,長得跟自己是不是一樣,“島上有沒有新冠病毒?”

  船上有一些禁忌,比如吃魚時說“把魚正過來”,潛意識里拒絕用“翻”字,也絕不會開撞船、船沉的玩笑。田端濤記得有次在長江口附近,風浪很大,船晃起三四十度,人站不住,船沒有了速度,這時另一艘船撞了過來,“艙里的貨掉下去了,損失比較大。”這是田端濤經歷的最嚴重事故,船長擔責任,永久地記錄在服務簿上。

  田端濤的職業生涯平穩,沒遇見過“大風大浪”。一次疑似遭遇的海盜也許算是兇險時刻。那次,他運送貨物從上海到土耳其,經過索馬里。事先,船東雇傭了3名配槍保安。行至索馬里附近,疑似海盜船突然靠近,保安“砰砰”放了槍。

  “海盜船都是小艇,平時偽裝成漁船,我們碰到小船都很緊張,他們一過來,我們趕緊喊人。”所幸,聽到槍聲后,小艇開走了。平時,他們在船邊安上鐵蒺藜 ,也做稻草人防御。

  田端濤的微信頭像是一張海上日落圖。他拍大海風平浪靜的圖片,別人以為是PS過的。赤道無風帶是風景最美的,“像鏡子”“像綢子”,云朵完全倒映在海面。有時,太陽光芒四射,光線和海天組成一個象限軸,“專屬于我們的海上奇觀”。海上還會遇到鯨豚,成百上千只,一上一下,在海面翻滾。

  海水白天碧綠晶瑩,晚上是漆黑一團。“巨浪滔天也很恐怖,浪打到甲板上,像要沉了一樣。”陳昆杰說,大海會變色。夜里,駕駛臺不能開燈,一片黑暗里電子海圖微弱地亮著,船員都在房間休息,只有機器聲無止境地轟鳴。

  船搖晃著,地板一會高一會低,新上船的船員總會吐到臉色蒼白。陸地上的人想要體會這種感覺,恐怕只能乘坐游樂園里的設施。劉京銘常常需要把屋里的東西拿繩子捆上,或是放在桶里。王繼有用膠帶把柜子邊緣貼上,防止小東西掉下。

  “暈船的時候,特別想家,想吃媽媽腌的酸菜。”劉京銘說,“一年沒吃到了”。

  王繼有在陸地上是設備工程師,后來覺得Excel操作熟練沒什么用,得能修理真機器,于是來到海上。“船上發展路線是確定的,只要資歷夠,業務做得還可以,機會基本屬于你。不像在陸地上,變數很大。”他的老家在甘肅,黃土環繞,小時候每過幾年去蘭州轉一趟,就為看一眼黃河。“七八年在外面漂,在船上漂也習慣了。”

  婁博宇在夜里會失眠,“想一些雜七雜八的”。他初中畢業,16歲就出去打工,在工地、飯店都待過,后來村里朋友介紹,學半年,考了水手證,“比進廠里好點。”他在船上的工作是除銹、刷漆,保養甲板,過赤道的時候,船上走一圈就滿身大汗。

  他和陳昆杰是老鄉,家鄉相隔十幾里地,沒想到能在一條船上遇見。陳昆杰想家的時候就到甲板上吹風,月亮又高又圓又亮,就想起上學時學的“低頭思故鄉”。“我做這行就是為了孩子不做這行,改變命運,總要有一代人犧牲。”他在大洋上漂浮,有時感覺被世界遺棄了,有時又覺得,卡薩號就是全世界。

  在希望與失望間搖擺

  卡薩號在3月中旬抵達廣西欽州港。劉京銘已經提前把行李打好,準備下船換班。

  壞消息很快傳來,因為疫情嚴重,船員仍不允許下地。行李再打開時,劉京銘沮喪極了。“滿懷期待快回家了,咔嚓一下,又不行了。”婁博宇說。

  “希望一次,失望一次。”田端濤沒死心,3月14日,卡薩號橫穿瓊州海峽,他想著下段航程去印尼,那邊疫情不嚴重,說不定能換班。結果沒有等到消息。接下來是菲律賓,他在那里上船,也希望在那下船。即將抵達目的地,馬尼拉忽然宣布封城,希望再度破滅。

  卡薩號繼續向澳大利亞行進,這次田端濤沒抱希望,“離得太遠,很少在那換班”。婁博宇開始期盼回國,“想休假只有回國”。

  在澳大利亞,港口的克令吊機送上來三四噸補給,白菜、土豆、洋蔥、包菜,牛肉多,豬肉少。船員一天的伙食標準是10美元。

  每天都有人問二副,“今天有什么消息”,要求換班的郵件一封接一封發往公司,“三五天一次,正常情況只提前半個月發一次就行。”陳昆杰說,一位機工絕望地告訴公司,再不換班,自己即將錯過重要考試。

  焦急的家屬也開始向公司要人。田端濤知道,這是“大趨勢,公司也沒辦法”。太久不見面,6歲的兒子已經不大想他了。田端濤還記得,每次老婆孩子送他到德州東站,都是一樣難過的分別場景,一上車,孩子就開始哇哇大哭。孩子一哭,大人也受不了。

  他想起這輩子第一次出海,媽媽是不大同意的。他兩個月沒怎么跟家里聯系,正趕上過年,從美國港口的電話亭撥回山東老家,“我媽哭得很厲害”。

  卡薩號上想家的人開始鬧脾氣,歸期未定,“有個念頭也好”。有人開始工作不積極,怨氣大,有人嫌飯不好吃,拒絕吃飯。大家普遍情緒急躁,做事沒耐心,干活的時候會罵兩句,“要不是疫情……”

  有時也會爆發小矛盾,但在船上人不能太情緒化,打架更是職業禁忌,“在船上最好別惹事,對誰都不好。”陳昆杰說。有一艘船上,一位水手在甲板上干活,不小心腿折了,只能躺四五天,直到靠港,腿腫得不得了。

  冬至在荷蘭時,陳昆杰跟媳婦“賣慘”吃不到餃子,媳婦說自己一個人吃的餃子能保住兩人的耳朵平安過冬。她以為冬天過去,很快就能與丈夫見面。4月20日,春天來了,陳昆杰在澳大利亞度過31歲生日,妻子只能隔空送來甜蜜合照的電子相冊。

  據國際運輸勞工聯盟公開數據,5月的兩周時間里,有換班需求的在船船員約15萬人。田端濤在海上航行時跟其他船聯系,有船員干了十四五個月,還沒休假。全球工業和航運領導人敦促聯合國,說服193個成員國采取緊急行動,以避免可能出現的“人道主義危機”。

  卡薩號的好消息是從澳大利亞起航回國時傳來的。公司說這次回國換班的“可能性很大”。田端濤一路提著心,“不到下船的一刻,都有可能變化。”去年,他拎著行李準備跟同事下船了,接替者忽然有急事來不了,他不得不繼續留在二副的位置上。

  集控室有個日歷,每離中國近一天,劉京銘就劃一下。他這次沒有提前打包,直到卡薩號拋下錨才開始收拾。

  一天一天往國內走,所有人都越來越興奮。5月8日,卡薩號在江蘇鹽城大豐港拋錨,等待好天氣靠港。艱難地熬過兩天后,5月10日,卡薩號進港。

  船員從船上高處遠遠望著岸上一團白點,戴白頭盔的工作人員正準備迎接他們。當天下午做完核酸檢測,等了兩天結果,5月12日,20人中的12名逾期船員,正式下船。他們最大的52歲,最小的20歲,在海上漂泊了358天后,終于登陸。

  腳踏上岸的一刻,田端濤的心也終于落下了。新人婁博宇發誓今年絕不再上船,“過完年再說吧”。劉京銘刷手機,一些新詞他已經聽不懂,“追不上熱點了”。

  田端濤說,如今很少有年輕人愿意做海員,“一個畢業班40人,真正做這行的也就五六個。”他說,船上的收入跟家里的差距沒有以前大,而且離家遠,找對象都費勁。年輕人也離不開網絡,一靠港有網絡信號,每個人都抓著手機不放。

  劉京銘覺得,干這行的人少了是好事,“不需要在海上漂,說明陸地上的好工作多了”。他們用海上的漂泊換取陸地上體面的生活。

  被鹽城大豐海事處的接收后,12名船員在當地酒店隔離14天。“已經一年沒見到草和樹了,還有鳥。船上只有鐵。”大洋深處海鷗都少見,劉京銘望向酒店窗外,感到滿足,“這里多好,沒有噪音,還不晃。”

  一些船上的習慣被帶到酒店,人要平躺才能睡著,因為船上側躺容易晃動。東西放在桌上,婁博宇會下意識往里推,怕掉下來。凌晨時分,船員們常常醒來,看著電視里的廣告發呆,“廣告都是新鮮的,現在流行帶貨了。”劉京銘說。

  5月26日是他們14天隔離期滿的日子,他們興奮地等待健康碼變綠,“一變綠,就是自由人了。”凌晨,船員們一個個曬出綠色電子碼,像炫耀一枚枚勛章。天亮后,陳昆杰坐上時速300公里的列車,歸心似箭。

  那一刻,卡薩號離開中國,向東北方航行,駛向海參崴。另一批船員開始盼望踏上歸途。

  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 楊杰

【責任編輯:韓輝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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